从法治社会本身的价值出发评判法治社会的优劣不可能得到公允的结果。

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相对于西方的立宪主义理论而言，是政权合法性确认阶段的前置。

中国传统社会一贯是义务本位的社会[32]，人民的有限权利也被认为是解民于倒悬之后，由夺得江山的君主，即一元化权威主体对人民的恩赐。参见[英]亨利·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二）沉淀：社会组织的身份性特征 1.权威来源上的一元权力文化 在权力的构成问题上，中西方基本法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模式。1.一元化权威主体的重塑 辛亥革命猝然埋葬了在中国绵延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然而新的国家体制却远未确立。[15]参见[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4页。

【摘要】中西方社会在由血缘组织走向地缘组织的过程中，分别确立了共尊一权权威和共尊统一规则的不同秩序，由此奠定了中西基本法的始基。其次，所谓民本，用阴阳两仪的观点看，民的对立面或者说与民对称的概念是君.因此，民本关涉到国家权力的有效行使，是政权长治久安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国民党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统一，制颁了《训政时期约法》，确认了主权在党的原则，最终确立了党军国一体的一党集权统治。

政党开始取代个人而以一个组织的形式逐渐成为中国新的一元化的权威主体，其基本法的本质仍然是一元权力体制。当希腊城邦国家趋于衰落之际，斯多噶学派的自然法思想也表达了法律的权威有大小之分的想法，其中隐含了法律可以划分为不同层级的观念。古希腊、罗马思想家在理论上把自然法看作是高于人定法或实在法的法律。民的所有权利都是由王自上而下逐级分赐的，这里边有民的观念而无人的意识，不存在人权保障的理念，当然也不可能指向一个人权保障的结论。

这也铸就了中国基本法的基础底蕴。一方面，中国古人没有法律应当分层级且层级法律之间应该有效力差别的想法。

（一）领导权产生过程中的德命印记 领导权的产生或称权威的来源在宪法领域表现为制宪权问题。其二，为了阻止部门法律对基本法的僭越而毁损利益安排的机制，代表国民总意或政治决断的基本法被赋予最高的法律效力。在基本法的架构中，资产阶级思想家为了防止权贵阶层篡改基本法而侵占市民阶层的利益，在其间灌注了人民主权、分权制衡、法治和人权等基本原则。假如基本法没有规定保障人民的财产权利，也没有规定保障人民的人身权利，根据基本法的效力来自于国民总意或政治决断的原理，人民可以改变基本法。

两者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迥异的权力来源观、法律层级观和权利保障观，这些文化基因决定了基本法能否走向近现代宪法。此后的中国宪法史，一定意义上就是中国人重新找寻权威主体的历史。古希腊民主政治的确立得益于先后进行的几次民主改革。[39]以维护宪法的最高法规性为主要目的法律层级观，也在两拨思潮中受到一定冲击

在制度层面，当代中国法律已经与旧有中华法系鲜有联系，基本上是移植外来法律。按照我的理解，汉语法学、历史法学的提出，其实是在讨论中国文化的自主性问题。

当时就有不少共鸣，在阅读完新书之后，也乐于将心得写出，与各位分享。如作者所言，法学历史主义是关于法律的历史性理论叙事，要求以历史认识和历史方法省视法律，在时间之维中探索法律的精神成长过程，进而，揭示法律的历史理性，在历史意识的守护下完成法律自身的知识与理论建构，形成一种比较文化与多元历史的思想体系。

尽管从个人偏好来说，是用文言文还是用白话文，或是半文半白，只要言之有物，言之有理，都无可厚非。归纳来说，现代汉语法学建设，必须接续传统、审视传统、再生传统。但只要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参加，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在整体上深刻呈现出法律的中国经验。2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炼中国法律理论 这种问题意识，并非是完全脱离西方理论话语体系，而是相反。14同时，从政策制定而言，制定修改法律规则，了解法律规则的实施效果，也需要有准确的经验分析作为决策的依据。当代法律制度的基本构造仍来自西方和苏联传统，或有零星的中华法系的遗迹，但全面复兴旧有中华法系在制度上已无可能。

2014年12月 20日，《汉语法学论纲》一书首发式在北大法学院凯原楼报告厅举行。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当排斥外语法学。

因为传统与现代、民族与民主之间本身就存在紧张关系。如冯象所言：改革开放至今，几乎所有我们关心、引用、争辩的法学领域的话题，追根溯源，多问几个为什么，都是现代西方式法治、普世 人权、资产阶级民主宪政和权利话语等，在转型中社会的翻版或演变。

汉语法学与中华法系的关系如何理解。这，也正是汉语法学再造成为现代法学的可能途径。

13不同法学者可以从不同研究进路出发，共同推进中国的法治学术。这种做法犹如人类学上的民族志研究，需要长时间的定点调查。在英语法学、德语法学的冲击下，中国法学如何才能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而不至于沦为西方文明的附从?实际上，用外语思考，不仅是概念使用的差异，更是思维上的差异。汉语法学有七大要素以为经纬：洞悉人性本恶与期待人性善好的心性论，通情达理的法律理性，天理人情国法三位一体的运思方式和解释框架，三维四理 的心性配置，寓俗常与超越于一体的价值申论方式，家国天下的政治意识、世界蓝图和文明憧憬，以及汉语思维及其风格美学。

现代医学是以西医为主，中国也不例外。在这个意义上，汉语法学就是历史法学。

晚近以来，中国法学理论学说呈现多元化格局。11情理的考察和运用，是中国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中所应着力之处。

这一论述集中体现在许章润老师的新著《汉语法学论纲》之中。汉语法学采取什么样的话语表达，则影响到知识的生产和知识的影响力。

按照许老师的解释，自诸子时代以还，中华法律文明经历了三大时期。我作为活动的主持人，得此机会与许老师，以及於兴中老师、王人博老师讨论汉语法学诸问题。汉语法学与外语法学的关系如何处理。在当代中国，德语的法教义学与英语的社科法学同时交汇于此，知识互动和知识竞争实际上都很不足。

这集中体现为，书中提到的天理、人情、国法三位一体的解释框架， 10或简称为 情理法，情理 的问题。这样一种话语表达的困境，在人类学上也曾有过激烈争论。

对于中国法学而言，不仅在制度层面已经与传统汉语法学截然不同，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是分别主张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家族主义)。7换句话说，汉语法学不仅研究文化民族传统，同时也研究现代政治民主。

中国法学基本上是舶来品，现在需要做的是完成本土化、中国化的工作，而并非是进行文化复古。因此，汉语法学的提出，也是意在提醒，正如於兴中老师所强调的，不能只是 在中国 做(西方)法学研究，而是要做 中国 的法学研究。